伊朗不能公映，贏盡世人掌聲——那些被捕被囚的金熊獎導演

（原載於「隨．感．光」）

拍戲啫，犯法呀？在極權的眼中，電影往往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攝影機落在異見者的手裡，成了煽惑人民離叛的反動武器，因此必得嚴格監控。《港區國安法》下的香港，政府兩次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列明「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影片不宜上映，先有紀錄片《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被評為三級，《執屋》、《群鼠》和《Time, and Time Again》等多部劇情片因或未能通過電檢而須取消放映；《時代革命》、《少年》、《花果飄零》等作更被官媒吹風指涉違國安法。進入「禁片」年代，周冠威為首的電影工作者會否受打壓甚至被捕，受到各界關注。

早年香港普選方案被譏為「伊朗式選舉」，而香港電影的表達自由亦有「伊朗化」的趨勢。打從 70 年代末伊斯蘭革命以降，多名伊朗異見導演被政權扛上，其電影在國內被全面封殺，亦不得接受媒體訪問、不得拍攝電影或編寫劇本，就連離境的人身自由也被剝奪，形同軟禁。不過，這些影人無懼禁拍令以及入獄風險，寧可押上他們的前途和性命犯禁，也要向政治審查說不。電影無罪，儘管這些電影在伊朗不能公映，他們將其儲存在記憶體，藏在蛋糕裡偷運出國，不屈的意志，贏盡影展殊榮和世人掌聲。

就算世界與我為敵，真相永不滅：拉穌羅夫

《惡與他們的距離》（There is No Evil）去年在香港上映，廣受好評，導演穆罕默德．拉穌羅夫（Mohammad Rasoulof）受禁拍令纏身 20 年，冒險拍出這部在波斯語中直譯為「無邪」的電影，講述四個死刑執行者的單元故事，表面互不指涉卻又層層遞進，其中對於極權體制下劊子手日常和工作的強大落差的影像震撼，抑或年輕士兵選擇抗命與戀人亡命天涯﹐還是那位為自由歸隱山林成為失去國籍和公民權利的老人，電影對國家權力和道德規範的反芻，對惡之平庸（Banality of Evil）的叩問，讓香港觀眾深感共鳴之餘，對伊朗影人在絕境中堅持拍片的精神肅然起敬。電影在第 70 屆柏林影展榮獲金熊獎，成為第三位獲得最高榮譽的伊朗導演。但由於拉穌羅夫被伊朗當局註銷護照禁止出國，其女兒代表領獎。

百老匯電影中心 8 月重溫兩位伊朗導演四部電影，有沒有你的心水？

拉穌羅夫 1972 年生於伊朗設拉子（Shiraz），在設拉子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遠赴首都德黑蘭（Tehran）修讀電影剪接，2002 年產出描繪監獄生活的首部長片《奔向黎明》（The Twilight）。2010 年他在拍攝期間與另一伊朗導演約化．巴納希（Jafar Panahi）一同被捕。拉索羅夫被判監六年，後被減刑至一年，且背上長達 20 年的電影禁拍令；惟他最後並未服刑，保釋外出繼續電影事業，翌年用 USB 將《再見伊朗》（Goodbye）偷運出國送上康城影展，在一種注目單元中獲得最佳導演，在國際影壇嶄露鋒芒。2013年，他又以《不滅的真相》（Manuscripts Don't Burn）在康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獲得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成為火紅的新一代伊朗導演。

2010 年拉穌羅夫被拘，伊朗民眾製作雙語文宣，要求當局釋放被捕的電影人及政治犯。（網上圖片）

2017 年拉穌羅夫憑藉《就算世界與我為敵》於康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中獲得最佳影片，正當他凱旋而歸之際，護照被伊朗當局註銷，意味著他此後喪失出國的權利。2019 年 7 月，他因《就算世界與我為敵》（A Man of Integrity）而被伊朗宗教法庭以聚眾及勾結危害國安及反對體制宣傳等罪名起訴，判處一年監禁，兩年禁止離境以及參與社會及政治活動，他不服判決，在《伊朗式遷居》法哈迪（Asghar Farhadi）、巴納希（Jafar Panahi）等多位著名伊朗導演聲援下走到法院提出上訴。2020 年 3月，拉穌羅夫再因三部電影被控反對體制宣傳等罪，被判一年監禁及兩年禁拍令，當時他聲言會抗辯到底。一年後他無視禁令交出最新作品《惡與他們的距離》，伊朗不能放映，海外好評不絕。

「旅行公民」創辦人、多次走訪伊朗的學者王劍凡曾撰文，指出拉穌羅夫被捕的親身經歷，正是他交出《惡》的靈感來源：「一天，他在街上遇見數年前在拍片現場強行逮補他的警官，審訊時曾對他動過私刑。導演心頭一熱，跟蹤對方，卻發現這個警官只不過是普通過普通的普通人，根本不是甚麼大惡魔，只是個盲目執行命令的人而已。」

今年 5 月下旬，伊朗西南部胡齊斯坦省（Khuzestan）一幢樓宇倒塌導致 40 多人死亡，民眾示威追究官員責任，並抗議當地貪腐問題。示威演變成激烈衝突，警方出動催淚彈鎮壓。拉穌羅夫及拍檔阿利赫馬德（Mostafa Aleahmad）在社交媒體發表公開信，要求防暴部隊停止鎮壓（#put_your_gun_down），其後被國安以反對體制宣傳等罪名上門拘捕，指控他們煽惑叛亂、勾結外國勢力、妨害社會安寧。外電消息指他在德黑蘭的埃溫監獄（Erin Prison）被單獨囚禁及審問。

與拉穌羅夫共事的電影監製有另一推測，認為他在今年拍竣的紀錄片《有意圖犯罪》（Intentional Crime），調查伊朗異見詩人兼電影製作人阿布辛（Baktash Abtin）在政治羈押中的死因，因而遭政權報復。不管如此，就算世界與他為敵，那些裝載真相的手稿、勇氣智慧也永不滅。

獄中絕食抗議，伊朗新浪潮代表：巴納希

今年的 7 月 21 日，伊朗著名導演巴納希（Jafar Panahi）事隔 12 年後再次陷獄，在社交媒體發帖聲援被拘押的拉穌羅夫和阿利赫馬德，獲得 334 名伊朗電影人及社運人聯署後被國安拘捕，現正被關押於德黑蘭埃溫監獄，刑期還有 6 年。

巴納希入獄前的最後一則 IG 帖文，要求當局立即無條件釋放繁獄的兩位電影人，刊出不久即被監禁。

1960 年生於伊朗西北部米亞內（Meyaneh）一個亞塞拜疆裔貧困家庭的巴納希，小時已對攝影產生濃厚興趣。1980 年代他在兩伊戰爭中服役，擔任隨行攝影師，其間被庫爾德武裝份子俘虜 76 天，他將這段軍伍經歷拍成紀錄片並在電視台播放，奠定他日後以電影關注戰爭、政教議題，以及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基調，此後展開紀錄片生涯。其後，他到德黑蘭影視學院修讀電影，認識了等知名導演，並在伊朗電影大師阿巴斯．奇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麾下擔任副導演，亦自薦出鏡，獲得阿巴斯肯定：「他是伊朗電影的明日之星。」直至 1995 年他首次執導由阿巴斯編劇的劇情長片《白氣球》（The White Balloon）一鳴驚人，獲得康城影展金攝影機獎。自此之後，他執導的《誰能帶我回家》（The Mirror） 、《生命的圓圈》（The Circle）、《越位》（Offset）等多部作品，均在多個國際影展斬獲重要獎項，令他躍升成為伊朗電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

現年 62 歲的巴納希曾在 2010 年 3 月在參與一場示威中遇害的 16 歲女生 Neda Agha-Soltan的葬禮後被捕及遭到短暫拘留，罪名是支持反政府示威。其後，他因拍攝多部探討國內社會政治問題的「禁片」，被控犯下危害國家安全及反對體制宣傳罪，被判監 6 年，同時禁止擔任電影導演或編劇，禁止接受任何媒體訪問，亦和拉穌羅夫一樣被禁止出國，無法領取任何國際獎項。他在獄中進行了10天的絕食抗議，獲得全球聲援，服刑兩個月後獲有條件釋放，惟此情況隨時可被撤銷，因此事隔 12 年後巴納希就因聯署行動被當局秋後算賬，撤銷保釋，被送往監獄服畢餘下刑期。

正如阿巴斯談及伊朗影人的生存方式就是要在諸多限制的夾縫之間尋覓出路，廿年禁拍令無阻巴納希運用其創意引領他踏上事業高峰。他在軟禁期間利用家庭攝影機和 iPhone 拍攝自己的生活，剪輯成《這不是一部電影》（This is Not a Film），將記憶硬碟夾藏在蛋糕中偷偷運離伊朗，抵達康城影展，獲得海外影人大力聲援。2013 年，他又以類似手法拍了紀實電影（docufiction）《好戲不散場》（Closed Curtain），以精彩的後設手法諷喻揮之不去的白色恐怖與荒誕「現實」，勇奪柏林影展最佳劇本銀熊獎。

每一個城市，都有一群的士司機，他們駛盡街頭巷尾，是秘密的守夜人。2013 年巴納希自編自導自演的《伊朗的士笑看人生》（Taxi）更是他戮力之作，是以低成本「刀仔鋸大樹」的劇情長片。片中巴納希飾演的士司機巴納希，藉著免收乘客一程車費，換取他們的一個人生故事，透過這些小人物探討性別、階級、宗教、道德、刑法等社會問題，甚有自傳意味和紀實色彩，展現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首都在東西文明與新舊價值中擺盪的眾生相。此片大膽起用以素人擔綱，包括當地人權律師，部份演員因安全為由匿名出鏡。同樣採取了虛實結合的手法，令人聯想到香港導演郭臻作品、金馬獎最佳劇情短片《夜更》（2020），邀請時任柴灣區議員蔡志強幹回老本行，用的士司機之眼察看動盪時代，兩地兩片並置，實在相映成趣。《伊朗的士笑看人生》贏得第 65 屆柏林影展金熊獎和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由於巴納希不能出境，獎項由戲中演回自己的姪女漢娜（Hana Saeidi）代領。

由於巴納希支持改革派、關注女權等敏感政治立場，他被保守派打成「黑五類」（波斯語 Siahnamayi，直譯為抹黑），認為他利用作品錯誤描繪伊朗政府治下社會憂鬱腐敗，以及伊朗鄉村化外原始的負面形象，用以向西方國家博取同情、獎項和掌聲。幾乎他每一部作品都被伊朗政府列為禁片，近作則是在暗渡陳倉之下進行拍攝和剪輯。而他曾獲國際組織頒授多個人權及藝術獎項，亦使得他和政權關係持續緊張。巴納希在一次受訪中說過：「我愛我的國家，儘管遭受種種限制，我仍不想在其他地方生活，我必須見證伊朗所經歷的一切。」即使因拍片、因發聲而屢次身陷囹圄，令他們被迫停止創作，這些導演不屈的意志會被其他伊朗影人，以至所有活在極權統治下的影人薪火相傳，正如任俠、陳梓桓等三十多名香港電影人早前聯署《香港自由電影宣言》，宣告香港影人應在最需要的時機拒絕妥協，以拍出懷抱自信、能徹底為之負責的電影為目標，「要相信我們能帶來改變，要相信我們的電影能為香港創造未來。」電影無罪，願好戲永沒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