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紀錄片導演，慶幸生於這個時代：訪《憂鬱之島》導演陳梓桓

（原載於「隨．感．光」）

陳梓桓的工作室有一道牆，鋪滿了五顏六色的便條貼，乍看似是《亂世備忘》中已消逝的金鐘，也像一九年間香港街道散落過的每道風景，實是他一年半載以來整理和剪輯《憂鬱之島》的見證。籌備五年後，他在新作中展示敘事野心，爬梳六七、八九、一九——與浮城命運糾纏的三段歷史事件，這位「不安份」敘事者亦在紀錄片加入重演元素，虛實縱橫交錯，促成三代站於時代浪尖的青年，一段跨越立場和政見的歷史對話。

六七八九一九——他們的過去與現在進行式

（《憂鬱之島》海報） 《憂鬱之島》是陳梓桓的第二部長片，時間要倒帶至 2016 年，他交出首部紀錄長片《亂世備忘》，以新人之姿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項 。備受國際注目以後，香港發生「議員DQ」、「魚蛋革命」等事件，公民社會陷入低潮，而他的創作亦陷於停滯不前，一同困於瓶頸位。他想用作品去回應時代，「不應該只是香港是焦點時才拍，低潮時更應該要拍低」，無奈卻找不到回應的立足和切入點。 直至 2017 年底，他參與紀錄劇場時認識了《憂鬱之島》的拍攝對象，萌生了從歷史著手，透過拍攝分別親歷中共文革、六七暴動、八九民運的中老年人，如何活在過去，記憶如何影響自身，再找來三對經歷雨傘運動、反修例運動的年輕人作對照，讓年輕人重演，老年人注定命運的當天。 陳梓桓說，以《憂鬱之島》為名是一件直白的事：「劇變下大家有很複雜的情緒，憤怒和失語參雜其中，而『憂鬱』最能概括。拍落去就覺得，這段憂鬱貫穿在幾段歷史之中，亦不是這刻獨有，就好似幾個片中幾個人物無獨有偶，決定以行動主宰自己命運的時候，必然付出代價，流露出失敗的情緒。」

香港是漁港，是浮城，電影抓緊海的意象，其中一個標誌性鏡頭，是半世紀以來風雨不改，每天六時都會在維港游早水的「陳伯」。陳梓桓憶述當時在黃埔連續「捕」了整整十天，誤打誤撞拍下陳伯冒著九號風球下水的畫面，「七十年代因文革逃港抵壘時，亦是掛著九號波。」當年游泳逃港有兩條路線，陳伯游東線，游西線的人向著岸上三盞大光燈游呀游，攀山涉水追尋自由。一個烏瞰鏡頭，天涯海角的一座警署，又似是監獄格局，令人想起大半世紀後也有青年蹈海避秦，在風雨飄搖中擱淺。陳梓桓說：「現在望住個海會有好多情緒好多聯想。」 談起拍攝的源初，陳梓桓笑言並沒有作太多資料搜集，反而以人為本，摸著石頭過河，反而有許多奇遇。另一位拍攝對象，源自某年維園六四燭光晚會，在天安門親歷八九民運的前學運領袖「小強」在台上慷慨發言。陳找來反修例時期一名活躍於鎂光燈下的學生會長 Keith，在學界逐漸瓦解的年代，在電影中重構火紅年代的學生會室。兩名先後投身學運的時代青年，一人「大中華」，一名自認「本土」，在香港人主體意識抬頭的年代，看似老死不相往來，陳盼藉一場八九民運重演，找出對立兩者的共通點。由於被攝者都是素人，並非專業演員，要即時代入角色，不是易事。他謙稱不懂導戲，但要求各人不是演戲（act）而是演出（perform），對白亦不盡是從歷史搬字過紙；「有讀稿、有rephrase，我問 Keith，不講『工人』講『手足』會不會投入些？譬如叫他想像自己是 20 歲學生，不只是小強，也是他自己，可能會更容易代入，當他代入自己處境，就會有多點同理心，超越政治取態、立場的芥蒂和隔閡，可以透過一些共通點互相理解。」

曾經，我們以為可以改變世界 看過《憂鬱之島》的觀眾，相信都會認同，片中一幕「囚徒困境」極具火花和話題性。陳梓桓解話，這並不是精心佈置的操縱（manipulation），而是順水推舟加插的一場戲。他本身不敢貿然安排「紅」「黃」政見的兩人見面，反而在毫無準備之下，兩人在化妝間碰頭認識，那位「紅人」笑說：「梓桓介紹，一定好啦！」就這樣，「反英抗暴」、「反送中」兩代政治犯，就這樣破天荒在大館監倉聚頭，忽爾同負一軛，老人家的過去一瞬間接通了年輕人的未來，半推半就之下，兩人努力思考自己的位置，或許也從對方身上，看見年輕或老去的自己。導演認為，是環境造就一切，「從各說各話，推展到深度對話。」一百五十年來，香港人有無任何一刻可以主宰自己命運？為推動變革付出代價，會否像套子一樣被「用完即棄」，淪為時代的棄兒？

香港是一座漂浮的島嶼，面對時間的流逝，海岸線會變，人心更易變。片中一場五十年一遇的學聯晚宴，會上政商名人雲集，在學生運動褪色的年代，有人當權、有人落荒，陳梓桓慶幸能捕捉到這場夜宴的眾生相，當時他指示攝影師進行「人臉辨識」，現實中的每個鏡頭可一不可再，因此政治觸覺不可少，一班老鬼站在台上齊唱《中大學生會會歌》，有人顯得貌合神離。陳梓桓觀察到有很多人已經 move-on 放低往事，很多人已不再講六四，有的不論政見只談風月。這幕的處理他甚為滿意，「觀眾現在看，能有很多有趣解讀。」

年輕的躁動，好比過去現在進行式，片中逃避文革來港的陳伯、因派六七傳單煽動罪入獄的那位、乃至親歷六四的小強，有些人可以講足三十年，甚至五十年，陳梓桓說，這些人的一生都受過往的記憶強烈影響，只是千帆過盡，人大了，過了覺得可以改變世界的年紀。而他自己而言，相比《亂世備忘》心態調整了，「覺得電影無可以改變到那麼多事情，不需要人家告訴我電影可以改變世界，從時代中釋懷，做返自己應該要做的事。」

最好的時代，走一條獨立電影的路 陳梓桓出身於現已被「殺科」的城大政政，坦言興趣和關注離不開香港歷史和公民社會。想當年畢業後一張白紙，對拍攝一竅不通，到浸大修讀電影碩士，從剪接助理、場記開始入行，那時參與的不乏劇情片製作，為何走上紀實之路？「劇情片門檻高些，也非我所擅長。」當年畢業作品《香港人不知道的》，以及小試鮮浪潮的《作為雨水：表象及意志》，皆是仿紀錄片（mockumentary），從中穿插歷史檔案，「我份人一拍傳統劇情片就會撈紀錄片入去，拍紀錄片又會有戲劇元素。」以社會事件為經緯，虛實交錯，探索形式上的創新，漸漸演變成一種「陳梓桓」風格。 從《亂世備忘》的畫外音認識陳梓桓，不笑的時候，看似正經八百，言談之間仍有年輕電影人的反叛和貪玩——拍電影畢竟是一件好玩的事，「形式（form）是我很堅持的東西。虛實的並置非常有趣。」紀錄片的剪接形同 script-writing，如何將三段歷史三組人物，龐雜混亂的素材，在這個不能公映的年代，需兼顧海外發行面向的受眾，梳理出一套觀眾看得懂的敘事脈絡，同時兼顧追時事不讓影片過時，實在是種挑戰。在一年半載的後製過程，他將人物分成四色便條貼，在牆上拼拼貼貼，最終大刀闊斧剪成現在長 120 分鐘的電影，別人覺得大工程，講究邏輯卻樂在其中：「這種想像或拍攝（手法），令我有自由的感覺。」

拍電影，無非遁入鏡頭構築的世界，讓作品說話，大膽追求自由。然而隨著《港區國安法》落實，政府兩度修改《電影檢查條例》，列明「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影片不宜上映。《憂鬱之島》亦如是，陷入一片拍攝香港，卻無法在香港公映的窘境。陳梓桓沒想過迎合體制，他始終頭也不回地選擇獨立電影的路。「雨傘運動是我走一條 indie 路的契機，希望可以選擇更自由的人生。一來可以更靈活地創作，二來創作自由，不只講香港政治議題，它有容許有較大創作空間。如果又走回工業世界被審查、湊投資者的時候，這並非我選擇這條路的所願。」

不知不覺他已三十五，將創作的黃金時代注入這部電影之中，「壓力很大，怕對不起太多人。」自由像一把通往天國的楷梯，被橫置成牢獄的柵欄，落在《憂鬱之島》片末的 Roller credits 上，如片尾的抗爭群像一樣震撼而靜默無聲。他人身陷囹圄，他用攝影機旁觀他人之痛苦，受五年的慢性情感勞動洗禮，導演，你憂鬱嗎？「創作令我很興奮，但香港發生的事令我消沉。議題的沉重會將你的情緒壓垮。」《亂世備忘》監製張鐵樑曾經形容他是故作好近，但是好遠的人，冷靜抽離，他說可能跟性格有關，人大了，開始學習以冷靜與抽離處世：「波動太犀利，未必可以創作到下去。」如今的心境就像一位前輩影人形容：「一片平靜的海，通常是最深的海。」 如果命運能自決，能決定自己降生在何年何地，平行時空的某位陳梓桓，大概會走上一條截然不同的路，舒坦而袋袋平安：「我成日覺得，如果我生活於 80 年代，我會是一個好 commercial （商業化）的導演。」8、90 年代港產片盛世，影人享受著大限前的歌舞昇平，「個個都開心，玩下，搵多啲錢。」說到底，他也享受拍出觀眾討喜的作品，娛樂大眾，眼前的 indie 人，隱隱有土象星座的影子，他說他是金牛座，骨子裡其實也有幾分追求安穩，「不過我不會埋怨，甚至有點慶幸生於這個年代。作為紀錄片導演，很多次開機的時候，我都覺得很榮幸在這裡拍到這些人。很欣賞他們身上的強大，他們不是梁朝偉不是明星，但他們讓我看見發光的一部份。」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年代，曾有一份報章頭條記載一名入獄抗爭青年之語：壞時代是好作品的溫床。而陳梓桓恰好在這時這地看見香港紀錄片的重要：「我好樂觀，現在是拍紀錄片的最佳時機。」

五年前的自己在《亂世備忘》留下懸念，成為拍攝《憂鬱之島》的前綴，當時他問當時一名留守金鐘的學生抗爭者：「二十年後的你，會否仍相信現在所相信的事？」問者先答，那麼，二十年後的陳梓桓會在做甚麼？「希望二十年後的自己仍在拍電影。」Keep rolling，也許是每一位電影工作者，走在獨立路上的固執，也是在這座憂鬱之島上掙扎求存必需的，樂天知命。 （香港獨立電影導演專訪之一，劇照由受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