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無悔，一輩子窄路相逢：訪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

（原載於「隨．感．光」）

耶穌說：「當進窄門，因為引往天國的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今期訪問的崔允信，大眾可能霎時說不出他拍過甚麼電影，但當談到影意志及其發行的電影《亂世備忘》（2016）、《地厚天高》（2017）、《佔領立法會》（2020）和《理大圍城》（2020），相信沒有一個「真香港人」不曉。

國安法下的香港，政府兩度修訂電檢條例，影意志捲入電檢風波，電影被評為三級，送檢影碟淪為碎片，在建制喉舌狙擊下被藝發局中斷資助，藝術空間亦不獲續約， 2008 年起舉辦的香港獨立電影節「被成為」敏感詞，此後放映波折重重，作為 one-man band 的藝術總監，崔允信像是走入了窮巷，1965 年生的導演，眼見同代人們選擇投身電影工業，以合拍片姿態斬獲資金和票房，似走一條舒坦的路，正如《聖經》裡更多人會試圖找到抵達神的替代路線。崔允信很明確，獨立是他的真理之門，他一直堅持走一條獨立的窄路，令人回想起他在《三條窄路》（2008）中借牧師廖啟智的口說出：追尋真理的人通常是孤獨的。在紅線飄移的年代，他主攻發行扶掖後進，譬如最近與高先合辦「動態 Rolling」，拍個人電影的野心因隨之而擱下，名利於他而言已是雲淡風輕——功成不必在我。

好多人已經不當我是導演

「我好多謝你這條問題，因為好多人已經不當我是導演。」談起與電影的淵源，緣何走上創作之路，崔允信霎時眼裡有了光：他成長於六十年代，未有網絡的年代，除了新藝城，中學年代也蒲過尖沙嘴海運，看《飛越瘋人院》（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1975）、《老千計狀元才》（The Sting，1973）。他當時亦醉心於戰爭片類型片，譬如《碧血長天》（The Longest Da，1962），《教父》（The Godfather，1972）當然不在話下。1984 年，中英草簽《中英聯合聲明》，不少人沒有信心留港，掀起移民潮，他亦下定決心到美國洛杉磯修讀電影，進入電影學院之後大開眼界，認識到更多另類電影，比如占渣木殊、大衛林區等，「就算電影得到主流肯定但都無加入主流，想寧願少啲資金都想做自己嘢的大有人在。」說回香港，儘管香港導演多數以合拍片的方式邁向收成期，陳果是他眼中的異數，比如《香港製造》（1997），「他拍低成本的戲都吸引過主流大片。」

想當年崔允信也做過 PA 仔，打過大台木人巷，見證到電視台制度下的資源緊絀，對創作人的掣肘，「所有景都好chur 資源好細，連對戲的指導也不多，整體對一套戲的藝術要求的控制權在監製，當時創作人的滿足感真的不大。」因此他當時一心追星，「唯一開心係睇明星，譬如我接觸到劉嘉玲，甄子丹，覺得好得意，但始終不是很適應到工業的體制。」後來他也在電影公司任職，可說在工業與獨立夾縫間走過一段冤枉路，直至九七前後許鞍華執導紀錄片《去日苦多》（1997），他在副導演的位置才真正捉到靈光，「一幫咗一個認真的導演就真的好唔同，同導演溝通到，幫到佢諗嘢，做藝術嘢就開心些。」

獨立電影不是二線電影

初出茅廬的青年，眼見先行者取得票房成績，他對電影工業不無有過幻想。1996年第一屆 ifva 獨立短片及錄像大賽頒獎後，他與一眾志同道合者組織影意志，從事獨立電影拍攝、發行和策展工作，他直言他們就係一些不太考慮觀眾口味甚至挑戰觀眾想法的人，希望與主流分庭抗禮：「人哋唔拍，我哋鍾意拍，所謂獨立的聲音，就是這麼一回事。」在紅線亂舞的年代他連忙補充，「當然講緊電影！要強調。」（笑）

藝發局 1997 年建立「電影及媒體小組」，當時主事者陳嘉上釋出善意，認為可以包裝小眾電影成為低成本的商業電影，希望崔允信等人能找二線演員演出，令到電影有更多人留意，同時間強調吸納並幫助工業訓練人才。崔允信認為他們仍以票房為圭臬，視小眾電影為二線電影，「永遠成功的標準就以票房最大」，因此不以為然，「心入面唔會當係二線電影，而係唔同的﹐另類的香港電影。」

跟彭浩翔合作過，甚至跟王晶也有過兩嘴，崔允信並沒有百份百排拒工業，而他也拍過由陳柏宇、洪卓立、周柏豪和鍾舒漫主演的喜劇《愛情萬歲》（2001）。數到他心裡最滿意的是由余文樂主演、葉念琛編劇的《憂憂愁愁的走了》（2008），同樣有打明星牌商業計算，是香港首齣以 Dogme 風格拍成的獨立長片。他坦言雖然多年來拍就的作品客觀而言「水準參差」，但能創造出主流以外有價值的電影，教他問心無愧。

作為一個對藝術有追求的導演，他心底裡終究渴望成為作者導演（auteur），可能是特立獨行的性格使然，他終究不願走一條商業的路，多年來與工業的關係也是若即若離。「總之覺得自己做的事情得到迴響，或者做得舒服，你就會跟住條路走。」即使沒有高調合作，他跟不少主流導演仍然保持友好關係，他說不好開名，但當年放映《地厚天高》也有同行主動撐場。

在地而立　電影為時代把脈

影意志出版了一本十年誌，名為《在地而立》，正好為崔允信的電影生涯立下一個貼切的註腳，不論是《憂憂愁愁的走了》在愛慾中叩問九七大限的離愁別緒， 2008 年反高鐵運動時大膽引入日本紀錄片導演小川紳介的紀錄片作品，還是在街頭嘉年華放映《三條窄路》，以七一遊行為背景，大膽刺進傳媒、警方和教會，公民社會的三條肋骨，他的電影從來緊貼時代脈搏，引用馮家明的說法，是希望「為時代把脈的電影」。

拍電影的人，都會希望自己的電影更為人認識，沒有電影人喜歡寂寂無名。如果要崔允信在歷年交手的作品中挑選一部最印象深刻的，他沒有揀「親生仔」，最喜歡的一場戲反而是《理大圍城》，那一幕是年輕人在理大樓梯處膠著，一路有人嗌「唔好走」，之後一個接一個，形同招降，背叛留守的人，「中間徘徊緊走唔走﹐不只是理大，而是整個香港人的時刻被紀錄，走是一種背叛，可能背負了很多東西，但返轉頭留低又有沒有用，可以延續香港有關好多討論。」

他認為香港獨立電影來講未嘗有一部高度至此，客觀而言，《理大圍城》一舉摘下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紀錄片獎和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華人紀錄片獎，足見外界對藝術高度的肯定，他為這套戲不能夠再放映而婉惜。「本來這套戲不是大家睇慣的好多 voiceover 畫外音好有角度，而是調返轉只是紀錄現場，要觀眾自行思考的紀錄片，一套獨立紀錄片，對觀眾有要求，可以提升觀眾水平的電影，搞到無得放映，好多嘢要重頭來過。難得係觀眾主動入去睇﹐而套紀錄片好深。」《理大圍城》一役為他帶來藝發局斬撥款，再來賽馬會創藝中心（JCCAC）斷場租，縱然代價頗大，崔允信自言不會後悔，他瞧瞧身後掛著一件黑底白字 T 恤，說起近月與高先電影院合辦「動態 Rolling」，放映四套有關疫常香港的短片，反應熱烈宣布多次加場，也是令他鼓舞的事。

Be water, my friend

十多年後回看《三條窄路》的廖啟智，與黃毓民在大氣電波會客：「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我都知道行呢條路唔係咁容易，在過程中你會感受到孤單，甚至被出賣，但我仍然深信，只要我們堅持走下去，堅持為公義而發聲，上帝一定會看顧同保守。門，雖然是窄，路，雖然是小。但最終我們一定能夠找到真理。」

通往真理的門小路窄，然則香港的電影版圖上，仍然有影意志的一塊，但崔允信不以此自傲。「唯一唔執的原因，就係因為始終透過我們的名字去宣傳都仲有好處，我的感情可能是獨立電影，和在這個過程中認識到很多不同堅持的人。」他的姿態始終是謙卑的，像為世人洗腳的施洗者，功成不必在我，不過功成必定有我。即使多年來未嘗因自己作品獲得票房和大眾嘉許，能夠看見好的作品誕生，即使它們並不是自己作品，「純粹做發行的角度已經好大滿足感好開心。」眼見影意志伴隨香港走這二十五年光景，能成為惜花的流水，硬地的知音，也總叫做無悔，也無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