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大自然定必記住：訪獨立記錄者 Erica T. 《最後的橫洲》

（原載於「隨．感．光」）

夏日的橫洲曾經開滿大樹菠蘿，表皮有青色稜角，果肉黃色，可沖茶，可夾餅，可染布。獨立記錄者 Erica T. 兩年前見證過這片土地上的最後一屆大樹菠蘿節。一年後推土機進駐村落，將在荒地上營建出高樓大廈，橫洲人去樓空，剩下三隻村狗在原地徘徊。她撿了兩袋大樹菠蘿葉回去造紙，夾附在她新近出版的採訪誌《最後的橫洲》裡，作為送給橫洲的最後禮物，不料綠葉漸漸變黃、發霉，她慨歎：美好的物事總敵不過自然定律。

一手一腳自資獨立出版，採訪較小眾的土地議題，到頭來可能像一顆大樹菠蘿，落在歷史洪流的沙堆上，或許無法撼動甚麼，Erica 靜待假以時日，當有人發現曾經有橫洲這個地方，前人抵抗遺忘的一種宣言，土地的另一種轉化，將伴隨發黃的小誌出土，重見光明。

香港最後的土地抗爭

2020 年 7 月，Erica 在一場民間「圍爐會」上認識了橫洲綠化帶發展關注組，得悉橫洲三村（永寧村、鳳池村、楊屋新村）面臨最後收地，橫洲議題發酵多年，經歷請願遊行和立法會，直至那時真的有最後通牒，時值社會運動之後。在出版反修例運動採訪誌《在浪裏》後，這位居於城市的 90 後女生首次踏足橫洲土地，當時仍未有出書的計劃。7 月 5 日，她初次走訪永寧村，因逗貓與楊生結緣。楊生從英國回流，在村裡過著較原始簡樸的生活，用柴火煮飯、炒菜，初次見面即盛意拳拳邀請她留下吃飯：「斬了燒鵝肶，你唔食無人食，唔通餵貓狗？」即使臨近收地，村民也如常生活，如此好客，如此純樸：「他們不太理會你要怎樣採訪，不像城市人很有目的。他們用日常生活表現給你看，會專登去砍香蕉、爬樹摘龍眼、木瓜請你吃。」從避諱鏡頭到逐步建立信任，她感受到鄉村人與人之間、土地與人之間的連結，是城市難以收穫的另類體驗。

正如不少採訪抗爭現場的記錄者都有過不少掙扎，自己以哪種身位介入這場土地運動，亦是 Erica 常思考的問題。她以「美好」和「摧毀」作為全書主線，相比起定義為「行動者」的關注組，她更願意靠邊站一點，以抽離的視角審視運動的全貌。不只是村民生活與美好的軟性情感，筆下亦有地政署人員、推土機手，呈現行動者較少觸及的一方。她亦留意到主流媒體鏡頭下村民多年頑強抗爭的敘事以外的複雜面向。有人早已接受被收村的命運，不再參與抗爭，「一對長期慢性病患夫妻，無得選擇，因為要孭藥費，想要穩定的住家，他們會選擇上公屋。」即使是留守到最後的中堅份子也難免面露疲態：「七年爭取最終化為烏有，看見村民耗盡精力，低氣壓似的沮喪模樣。」

每逢收地，大眾很自然會關注村民能否爭取安置和合理賠償，村內留守的動物往往易被遺忘。Erica 憶述臨近收地的時候，無奈因為安置的單位面積有限，不少村民年事已高，無法帶走所有守村的動物。她指貓較易安排出領養，村狗難救，很多淪為工地狗，有些下落不明。收地以後，她曾回到村外探視，碰見三隻狗同行，其中一隻懷孕，牠們仍在空蕩無人的村裡徘徊。「平時村狗好惡，不知是否見得多，牠們會行近嗲你。真的會認得你，狗是有靈性的。」她為這些流離失所的動物拍照，為牠們的存在與遺忘補上一筆。

最後的橫洲，也許是香港最後一場反迫遷抗爭運動。一位村民直言：「橫洲可能是最後一個可以抗爭／反迫遷的香港村落。」Erica 認為：「自從立了國安法，很多人也不再敢逆政府的意，即使很多寮屋面臨收地，也不會有（橫洲抗爭）這樣的規模。連最基本請願示威也不敢，也怕上報，覺得敏感，噤聲是真的。」橫洲不會是城市最後一場迫遷，北部都會區發展上馬在即，未來如何紀錄、能否紀錄仍是未知之數，她在書脊上標上「#01」，提醒自己繼續紀錄：「每一次出版，都是一份宣言。用文字和影像紀錄真實，是對抗遺忘的一種方法。」

花果飄零，是終結也是啟程

今年 5 月，Erica 舉辦《最後的橫洲》展覽，兩名受訪的村民到場緬懷舊事，他們聊有興味地比畫著照片中，已被推土機夷為平地的家園：「嗰度咪就係邊個屋企？」「嗰隻咪就係阿邊個隻貓！」Erica 起初以為他們來到就會觸景傷情，看他們翻閱剪報、舊照，他們已經無奈接受。

「根之既萎，枝葉何存？一棵樹需要十年以上長成，摧毀它，只花數秒，村民的家亦然。」她在書中如是寫道。即使身為村外人、旁觀者，她也能感受到每一位村民、支援者的創傷，要她們接受後續採訪不是易事：「收地是所有人的傷口。每一次提起，也要很大勇氣。」一位常常上報的鳳池村歐陽太，提到舊居難掩失落：「她要飲好多可樂，打一個長長的嗝，才可以排解到這種難受的情緒。」又如八、九十歲的林師傅，搬遷後一直對舊事念念不忘，傳了好幾次語音訊息，叫她得閒約他飲茶，「我好似平安鐘社工。」一場迫遷﹐破壞的不只綠化帶，還有村民多年來建立的人情和紐帶，搬遷以後，只剩下寂寞與疏離。「必須承認它是一種創傷，需要一種療癒。每人都有不同方法，有些人會繼續想他的舊屋，有人會 move on（開展新生活），有人會執著中間某些事情，而作為記錄者最好的表達手法，就是攝影和文字。獨立出版是我治癒的方式。」

瓜熟蒂落，城市永遠失去了一片綠化帶，失去了幾代人深耕多年的美好家園。儘管如此，她認為這條村落的消失不是終結：「村民、支援者和香港人在土地議題上建立的關係是真實不滅的，大自然也會按其法則給予迴響。」居於楊屋新村 17 年的張生張太，從 20,000 呎村屋連花園搬到 200 呎的公屋單位，只能在外租一個村屋小花園，打理從橫洲移植過來的花花草草，Erica 說：「大家仍然想把一些東西留住。」告別阡陌，Erica 回到工廈的工作室，準備將書搬運到各家獨立書店，以及準備下一趟創作旅程。「收地議題，縱使很多人已覺乏味，但那些被遺忘的，大自然定必記住。」陽光照進室內，張太送她的虎尾蘭和石斛花，靜靜棲居在城市的角落裡。